《文史哲》国际版入选ERIH PLUS索引(2)

“古代东亚秩序”

1941 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J. K. Fairbank）与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S. Y. Teng）联合发表“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正式提出“朝贡制度”的概念。1968 年，费正清又主编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 将朝贡制度作为分析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

费氏朝贡体制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中国自称的中心性和优越性。他将这种以中国为中心、层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

朝贡制度理论为我们理解古代亚洲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视角。此后，朝贡制度逐渐成为研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流分析模式，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时至今日， 学术界对朝贡制度的阐释、反思和批判仍在继续。围绕古代朝贡体制和亚洲秩序，本期精选五篇文章，简列如下。

葛兆光通过对比北宋实际的国际往来和画家想象的朝贡景象，考察宋人是如何延续汉唐盛世的历史记忆， 想象自己仍然作为天下帝国的盛况的。他认为，（传）李公麟（约1049 ～ 1106）《万方职贡图》象征着中国逐渐收缩的时代，却在想象自己的膨胀，这也导致了宋代中国（甚至以后中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在有限的“国家” 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却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

同样是聚焦宋朝，黄纯艳则认为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并非只是满足王朝的虚荣，也是维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是整体而复合的国际安全机制。宋朝奉行守在四夷的整体安全观和守内制外、防御为本的安全观。宋朝与朝贡体系内诸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既相互对抗和角力，也相互合作和利用。朝贡体系的稳定和破坏与宋朝国内安全密切相关，也与体系内诸国安全都有很大关系，构成了一个动态和联动的安全共同体。

陈尚胜认为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来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韩东育通过重点考察近世东亚秩序的变迁，认为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陈博翼则将目光转向清朝与东南亚之间的互动。他从边界强化、人口流动控制和主权三个维度讨论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是越南、荷属巴达维亚、吕宋地区的互动。他认为，清廷对此三个问题的考虑首要不在于人户、领土甚或海禁，而是基于安全和稳定的基点考量。

以上几篇佳作，时间横跨11 世纪至19 世纪，空间涉及东亚和东南亚诸国，既有对朝贡体制的进一步阐释和拓展，也有对其理论的批判和挑战，集中展示了近期中国学者对朝贡体制理论和古代亚洲秩序研究的新思考和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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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 网址: http://www.wszqk.cn/zonghexinwen/2020/1008/3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