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艺术札记一(2)

齐白石 老当益壮 96.3cm×40.5cm 1945年 杨永德原藏

潘天寿主张并践行传统自新，而且是文人写意的传统自新固是事实。但他是否不懂、反对、破坏中西融合和真工实能呢？他明确提出：“有人提出把西洋画的东西加在中国画里头。现在有些人主张加，有些人主张不加。我看一方面要平心静气地研究，另一方面还要试验。……不要轻易下断语，以免出偏差。以自己晓得的东西排斥自己不晓得的东西，这不是学者的态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完全是对的。”这段话，显而易见，尽管他“自己晓得的东西”是传统自新，但并不意味着“排斥自己不晓得的东西”即中西融合。他又说，绘画有“平”“奇”两种，平者严于“规矩法则”，奇者“忽于规矩法则”；平者为“科班”的行家，奇者为“票友”的利家。这段话，同样显而易见，尽管他“自己晓得的东西”是文人写意，但并不意味着“排斥自己不晓得的东西”即真工实能。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对整个客观世界如此，对某一专业也是如此，任何人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不仅不可能全知整个客观世界，甚至不可能全知某一专业。所以，只要不违反党纪国法、公序良俗、生活常识，任何观点都是“准确”的，也都是不准确的。但任何人都只能晓得一点，所以，一部《王子复仇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本人看来，不要以自己的哈姆雷特为唯一准确的哈姆雷特，其他人的哈姆雷特都是错误的。而在研究某一读者的专家，更不要认为他在以自己的哈姆雷特反对、否定其他读者的哈姆雷特。因为徐悲鸿主张中西融合而判定他反对传统自新，因为潘天寿主张传统自新而判定他反对中西融合，或因为潘天寿个人的实践在文人写意而判定他反对真工实能，事实上，这都是专家的观点，而并不是徐悲鸿、潘天寿的观点。当然，专家们坚持自己对徐、潘的认识是唯一准确的，而其他不合这一认识的认识全是错误的，也并不违反党纪国法、公序良俗、生活常识，所以不妨让他们自以为是而斥人为非。在我们，则应该自以为非而以人为是。

徐悲鸿 牛浴 130cm×75cm 纸本 1938年

相对而言，对任何一件事的看法，没有不懂的、错误的人，人人都是懂的、对的，一百知是懂，五十知也是懂，不能以五十步笑一百步，同样不能以一百知斥五十知。从绝对而言，没有懂的、准确的人，人人都是不懂的、错误的，以无限大为分母，100以分子为0，50为分子也为0。徐、潘对中国画的认识如此，我们对徐、潘中国画观点的认识也如此。

文章三要

文章三要，内容主理，逻辑主气，文采主美。

理者，在“天下为公”之道，所谓“文以载道”，后世演为道德政治标准，遂为人斥为“说教”。其实，韩愈、苏轼、八大家之文章，无不寓有教化的至理大道在。顾亭林以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以政治标准否定艺术标准，当然不可取。但如果因为用政治标准否定艺术标准的不可取，认为文学艺术不需要政治标准，不需要“说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我的观点是，文学艺术既需要有不重“说教”的，即康德所说的“纯粹美”，黑格尔所说的“服务于闲适的心情”，也需要有“说教”的，即康德所说的“依存美”，黑格尔所说的“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二元并存，而以理为更重。

气者，在雄辩。同样的一个道理，没有逻辑，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前后矛盾地讲出来，便使读者感觉不畅。而如果逻辑严明清晰，层层铺开，层层深入，环环紧扣，前后贯通一气，便可使读者有欲罢不能、一气读完的痛快淋漓。

美者，在文辞的华彩，即所谓形式美。“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一个好道理，逻辑不通，使人读来不能尽兴，逻辑通了，文辞不美，使人读来枯燥乏味，如同嚼蜡。而辅以优美的文采，则使读者读来甘之如饴，津津有味。当然，如果形式美过了头，又使读者有买椟还珠之憾。

千古文章，理、气、美兼备者，孟子、杜甫、韩愈、苏轼、辛稼轩。理气兼备而乏美者，朱熹、王阳明、顾亭林、黄梨洲。气美兼备而乏理者，骆宾王、李太白。备美而乏理气者，六朝文、明清小品文，袁中郎、张岱、袁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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