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艺术札记一(3)

如何得理？在步趋圣贤，以圣贤之心为己心，以己心代圣贤立言，“非礼勿言”是也。离经叛道而自以为是，并以圣贤的陈言为非，可能成新理，发古人之未发；但更大的可能是不成其理，貌似发古人之未发，实际上古人也曾有见于此，以其不成理而不发也。

如何得气？秉于先天之气度。虽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但这“浩然之气”根本上是天赋的，若天赋无此种子，后天是无论如何养不出来的。龙种，养之得宜可成龙，养之不得宜可成虫；但虫种，无论怎样以后天之养，都是不可能养成龙的。

如何得美？秉于先天之才情。所谓“诗有别才”，文章同样也需要“别才”。这个“别才”，不仅指他对某一事物能有独特而新颖的见解，更指他对同一个内容、逻辑的表述，在文采上善于用优美的辞藻。这个才，当然也需要后天的养或学。大体而言，理之得，主要靠后天的学习，尤其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地学习圣贤的闻见道理。因为任何人的先天中，大多是没有理的种子的。气之得，先天之秉，后天之养各占一半。美之得，先天之秉占三分之一，后天之学占三分之二。

美术史的欺骗

政治史的撰写，既写有道的明君，也写无道的昏君；既写贤明的忠臣，也写殃民的奸臣。军事史的撰写，既写成功的名将，也写祸国的败将。但文学史、艺术史的撰写，却只写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不写拙劣的文学家、艺术家；只写优秀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不写拙劣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这就给后人一种误解，好像一部文学史、艺术史，全部都是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拙劣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优秀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没有拙劣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反观现实的文学界、艺术界，优秀的作家、作品何其少，而拙劣的作家、作品何其多。于是而发厚古薄今的感慨：我们的时代太糟糕了！

黄公望 天池石壁图 轴 绢 墨笔 74.9cm×27.5cm 上海博物馆藏

以美术史而论，撇开西方单看中国。元代美术史中，以赵孟、“元四家”等为代表，包括高克恭、李仲宾、王冕等，一百年间，写到的大概有十多个；明代美术史，以“明四家”、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等为代表，包括戴进、吴伟、周臣、陈淳、蓝瑛等，近三百年间，写到的大概有二十多个；清代美术史，以“清六家”“四高僧”、龚贤、“扬州八怪”、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近三百年间，写到了大概三十多个。这样，元明清的一部美术史，由这七十来个画家所涵盖，尽管张大千先生曾表示这是“一部中华民族活力的衰退史”，但却殊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七十多个画家，艺术的水平都是相当高超的啊！不仅不输于唐宋，甚至相比于今天的美术界有那么多拙劣的、欺世盗名的画家，怎么能认为是“衰退”呢？至于相比于晋唐宋，它不过是“艺术趣味”的转变啊！

我们知道，历史的撰写，在于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个借鉴分为两个方面：“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也就是既要写善，也要写恶；既要写成，也要写败。庶使当世的读者能从历史中学习成功的经验，避免失败的教训。所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个“经验”是褒贬并义的，而绝非只是褒义的经验，它也包括了贬义的教训。所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的教训尤其值得注意。尽管历史给人类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在总体上是永远不愿意从历史的教训中吸取教训的，所以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但历史的撰写者，以董狐为标志，始终都是不断地记录其成功的经验同时更直书其失败的教训。

徐悲鸿 晨曲 82cm×99cm 纸本 1936年

然而，唯独文学史、艺术史，只写其成功的经验而回避其失败的教训。这样的历史，显然是非常不真实的，带有极大的欺骗性的。而其欺骗的结果，便是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以为前代的文学、艺术是辉煌灿烂的，今世的文学、艺术是糟糕透顶的。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便正是以前代的成功观照今天的“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而欺世盗名者则可以毫无羞耻地仿效历史上所存在却没有被写进历史的教训变本加厉。

其实，元代的画家不止十多位，明代的画家不止二十多位，清代的画家不止三十多位，而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几千几万位。这几千几万位中，绝大多数也是画得非常差的。准此，则对于今天几千几万位画家中，绝大多数画得差，只有极少数画得好的现状，也就大可不必发“今不如古”的悲观之论。至于今天这极少数画得好的画家，今后谁能在历史上留下来，就不是身处今天的我们所能预判的了。又，今天国内外不少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研究生，喜欢以被美术史所遗忘的某一个小名头作为研究的对象，如果用以证明古代的美术史上也有拙劣的画家，这当然是可取的。但他们竟把其研究称为卓有成就和影响的大画家，美术史遗忘他是很不应该，很不公正的云云。这，简直就如今天的大师、名家漫天飞了。

文章来源：《文史哲》 网址: http://www.wszqk.cn/qikandaodu/2021/0722/5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