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艺术札记一(4)

人格精神的高尚优美

中国画讲究画品与人品的统一；人品则包括先天的禀性、后天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先天的艺术禀赋和后天的艺术遭际三个层次，其中画品的风格与禀性相关，画品的成就与禀赋和遭际相关；至于道德、文化，与画的风格、成就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但通常所说的人品，恰恰是指道德、文化，尤其是道德而言，即所谓的“人格高尚”“精神优美”。

高尚的人格，优美的精神，不限于画家，而是对社会中任何人的要求。它的要求，就是在正常基础上的提升，反之，在正常基础上堕落，便成为低下、丑陋。

什么是高尚的人格、优美的精神呢？便是行己有耻、天下为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安心并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为别人作奉献，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这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当然很难做到，但它的底线，则类似于今天的小学生守则，非常容易做到。包括爱国爱家，包容忍让，努力学习，不自以为是，勤奋工作，不怨天尤人，乐观开朗，见贤思齐等等。从这一点意义上，李营丘、文与可、文天祥、顾炎武、黄道周、史可法固然是人格高尚、精神优美的；莫高窟的画工、黄筌、张择端、刘李马夏，同样也是人格高尚、精神优美的。而赵孟、张瑞图、王觉斯、钱谦益则人格并不高尚、精神并不优美，因为他们的行为与文天祥的“正气歌”正好唱的是反调。

黄公望 丹崖玉树图 轴 纸 墨笔 101.3cm×43.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但以文天祥等为高尚、优美，以赵孟等为不高尚、不优美，为专家们所共识；以莫高窟的画工等为高尚、优美，则专家们大都不予认可。他们心目中，人格高尚、精神优美的画家是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等。我认为，这对于引导社会的人格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十分不妥的。

董其昌身居高官，作为既得利益者，身处内乱外患，每当朝中发生大事，斗争惨烈，他必乞假归乡，置身事外，花天酒地，欺压民众。或以其没有附和阉党作恶而誉之，但他“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不作为行为，诚如王禹偁的《待漏院记》所指出的“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难道能作为人格高尚、精神优美的典范而取法吗？至于花天酒地、欺压民众，倒还是可以当作历史的看待而置之不论的。

徐渭则作为未得利益者，以“明珠”自恃，追求“白马银鞍”的荣耀，而屡遭挫折，恃才傲物，怨天恨地，卒至心理扭曲、人格畸变而发疯自杀，出狱后自暴自弃。这样的行为，更不能作为人格高尚、精神优美的典范而学习之，而应该作为精神疾病而同情之、原谅之、救助之。

一言以蔽之，达则超尘脱俗，穷则怨天尤人，尤其是严重的精神疾病者之行为，我们绝不能奉作人格高尚、精神优美的榜样而学习之。当然，对他们的不高尚之人格、不优美之精神，我们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包括同情和原谅；对他们的艺术，我们更不可因人废艺。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信天命，尽人事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故“信天命，尽人事”。马克思主义“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意思与此相类。客观世界的规律是无涯的，人生有涯，所以永远不可能尽知其规律。包括客观世界中有没有“鬼神”？有没有“天命”？我们不知道，但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而否定它的存在，而应该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心存敬畏、尊重。但如果我们把精力用于探究不知的客观世界规律，是可取的；用于探究不知的“鬼神”“天命”，便不可取，便成为迷信的自欺欺人。

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专门研究算命、八字、面相、生辰等等，玄得很，出了好几本书。一时名声大噪，找他算命的人非常多。我却从来不算命。我对他说，我不是不信命，我从不用自己晓得的东西去排斥、否定自己不晓得的东西。“天命”有没有？我不知道，但相信它是有的吧。有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但也相信是有人知道的吧。但你是不是知道天命？我没有办法检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天命”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可能存在的“上帝”。就像国家的机密，那可以肯定知道是有的，知道国家机密的人，也可以肯定是有的。现在在假设“天命”是有的，你也是知道“天命”的。那么，“天命”之严重，肯定甚于国家之机密。所谓“天机不可泄露”，你知道了国家机密，把它泄露出去，肯定受到国家法纪的惩罚。你如果真的知道了“天命”，把它泄露出去，难道不会受到“上帝”更严厉的惩罚吗？如果你不知道“天命”，泄露的当然也就不是“上帝”的“秘密”，所以不会受到惩罚，但这样一来，你不就是在骗人吗？骗人，可是道德所不允许的啊！所以，根据孔子的意思，对于算命者，什么“半仙”也好，“神算”也好，凡是逾出了探索客观规律而出入到装神弄鬼的，不为人算命，实在便是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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