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沈从文和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2)

但工作像一条斑斓的虹霓，永远挂在沈从文的天空，在家书中，他几乎每信必谈。

1970年6月18日，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特别是那一本总理同意编的《服饰资料》廿万字说明，内中对于近二千图像提出不少过去人还未道及的新问题，即仅仅对于鉴定旧人物画时代而言，就相当有用！”

1970年7月16日，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又说：“我实忘不了近廿年业务”，“如《服饰资料》说明改正稿约廿万字……能破千年来帝王权威共同形成的错误和虚伪”，“但这里无书核对材料”。不过他并不绝望，“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他还写信给在京的历史博物馆领导王镜如，要求回京治病，并继续文物研究工作。此信他嘱在京的大儿子沈龙朱转交。沈龙朱将信转寄后，又去面谈了一个多小时。1970年7月26日，沈龙朱回信给父亲告之王镜如的意见：回京治病可向干校提出（沈龙朱认为可能性很小）；几份文物研究资料，“还没有经过批判”，不能评价过高。

失望和艰苦的生活，使年近七十的沈从文高血压和心脏病愈发加剧。1970年11月13日夜间，他腹痛剧烈，转辗治疗后，诊断为肾结石、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症。住院四十天后，他生活自理已十分困难。

无奈之下，他又三次致信干校二十三连领导，请求“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以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稍尽绵薄贡献”。

经力争，1972年2月，沈从文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砍斫压缩，锥心之痛

回京后，沈从文以不断续假的方式留在北京。他“不到一个星期，就买了不少旧图旧书，把一个小房填得满满的”。被占的房子讨不回来，他也顾不上，一个人在小屋里工作，对《服饰》进行修改增删。他描述道，“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如此一来，“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的图像占据了”。

4月下旬，历史博物馆领导要求沈从文将文稿从二十万字压缩到五万字。

沈从文（站立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讲授古代丝织品知识

1973年5月7日，沈从文终于把修改稿交到馆中。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我大致还可望看到印出的这本大型新书！”他天真地想，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好评，自己再继续编十到十二册。

稿子交上去了，沈从文仍在思考修改补充之事。但从此，稿子却没有了音讯。沈从文请求退还原稿。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事，这却是一个长时间令人心酸的过程。

也许是为了表示郑重，也许是领导难见，沈从文用书信恳求。这年11月20日，他致信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和副馆长陈乔，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说，“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让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学习方法，及早把那个服装史完成吧”。

1973年12月、翌年2月，他又分别致信领导索稿，以便重抄及补充附图。1974年8月14日，沈从文的眼病严重起来，紧迫感使他再次致信副馆长陈乔，要求退回稿子。8月20日，他又致信同事陈大章、李之檀，请求他们帮助讨回文稿。

经过十五个月的索取、哀求、等待，1974年8月下旬，历史博物馆终于将稿子退回；同时告知，馆里抽不出人来协助他的工作。沈从文只好“独自为战”。

他觉得此书

“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

已十分明显”

秋冬之际，沈从文因视力有所好转，加快了工作节奏。为补充附图，他特请自己的“小朋友”王 帮忙，后者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王 负责把目标资料照相放大，沈从文再拿着这些照片到荣宝斋、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寻求摹绘附图的解决办法。

1975年1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在图书馆偶识王亚蓉，便介绍她去帮助沈从文绘画。历史博物馆经过政治审查、业务考核后决定录用王亚蓉。王亚蓉好不容易从原单位调出，却被告知不能做沈从文的助手，而是被分在另一处摹画。王亚蓉觉得“不能让老人（指沈从文）寒心”，决定拒绝，于是成了“悬空人物”。失去工作单位，成为“闲散人员”、没有收入，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但王亚蓉无怨无悔，全力为她崇敬的沈先生服务。虽然沈从文每月资助她二十元钱，但因担心她的前途，仍焦虑不已。后来在王 的帮助下，费了很多周折，王亚蓉被调入社科院考古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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