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沈从文和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3)

沈从文（左）和王 （中）、王亚蓉（右）一起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这个故事在王亚蓉的笔下，以及其他众多文字中，都被一笔带过。一个姑娘有如此的侠义胸怀，可说是“义薄云天”，是当代学术史上的璀璨记忆。

王 和王亚蓉每天下班后准时到沈从文家里“加班”。《服饰》一书中的三四百幅小画，多完成于这个时期。

1976年1月，在王 和王亚蓉的帮助下，《服饰》新稿完成。沈从文开始校改。但能否出版他仍毫无信心：“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

拨乱反正后，《服饰》重新受到关注，齐燕铭多次问及。沈从文又燃起希望。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沈从文一家到苏州躲避。1977年2月，沈从文牵挂工作，独自回京。他体力下降得厉害，他说是“闲老了”。但工作仍紧张进行。5月12日，沈从文给苏州家人写信说，傍晚7点半“觉得地下在轻轻移动”，“才下狠心，今晚一定暂得放下搁在桌上、压在心上的那份廿万字的说明稿的清理工作”；还说，“经常是（稿子）看得脑子感觉到重沉沉时，才躺到床上去休息一会儿，又回到桌边来看”。从泥泞般的疲惫里爬起来，让生命尽力漫涨，这就是一个七十五岁老人的“蛮力”。

沈从文的身体状况变坏，“警钟频敲”，其紧迫感愈加强烈。8月，他上书邓颖超，反映各种困难。10月初得知王 要外出工作，他立即去信希望见面：“有的事，应当告诉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他似乎要做最后的交代。11月18日，他在回复表侄戴思文的信中说，“我是否还能看到《服饰资料》付印……已难估计”，“我的工作或许也快到尽头了”，“在某些人看来，我或已近于‘死人'”。

这些文字背后的辛酸故事，可能被永远湮没。但《服饰》一书的修改、出版困难重重是明显的，而且工作量巨大，沈从文以一己之力，或只依靠王 、王亚蓉的业余贡献，根本无济于事。

胡乔木干预

据王亚蓉回忆，她调入社科院时，认识了社科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由于她与王 的“吹嘘”，自1975年起，刘仰峤逐渐了解了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工作困境，于是正式向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做了反映。1978年4月，在胡乔木的安排下，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但因“动乱”初歇和其他种种原因，服饰研究仍无法正常开展。

8月，沈从文写信给妻弟张宇和夫妇，谈到在社科院，“传统史学考古都还排不上队”，《服饰》在“博物馆工作中倒还有用，一离开博物馆，工作即不算得上‘研究'，而且材料也不大好办。给人印象或将是莫名其妙”。

9月中旬，沈从文在回复一位教师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待结尾的工作，还因住处过窄，材料无法集中，近于无可奈何中，等待有个工作室时，才有办法。虽然所里院里都得到‘优先'允许，但事实上这个优先是不大容易转成具体的。”

9月13日，情急之下，沈从文写信给胡乔木，要求：一是希望能调整住房，有个大些的工作室以便开展工作；二是调王 、王亚蓉协助工作。

从10月6日起，可能是在胡乔木的干预下，社科院破例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两个大套间做临时工作室。在王 、王亚蓉、李宏等几个助手配合下，沈从文开始为《服饰》做最后定稿工作。由于工作量巨大，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也被借调来协助校对文献。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与侄女沈朝慧也一起上阵。

1978年，社科院历史所成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王 与王亚蓉成为沈先生的助手

经过三个月连续紧张的工作，沈从文“无日无夜赶工作”，“忙得个昏头昏脑”，对书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一百五十幅，说明文字增加到二十五万字。

1979年1月10日，书稿终于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消息传出，国外出版社赶来洽谈，愿付最高稿酬，均遭沈从文拒绝。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在此工作三十年，工作很少得到支持，还受到诸多屈辱，工作“环境和条件极端苛刻”（张新颖语）；沈从文离开时，这个单位表现得也相当绝情，说他“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此时，这个单位却要求署名。沈从文犯了犟脾气，说，你们署名，那我就不署名了。

1979年5月，他在给小儿子夫妇的信中说：“原说3月即可校印，如今已近6月，还渺无消息”，“也许直到我死去，还无从出版”。同年11月他又写信说，“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尽，我早已厌倦提及”。

文章来源：《文史哲》 网址: http://www.wszqk.cn/zonghexinwen/2021/0316/4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