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敦煌春联系我国最早楹联之考辨

来源:文史哲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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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书局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出版的第四期《文史知识》,刊载有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所著《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文章指出,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编号为『斯坦因0610』(S.0610)的

中华书局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出版的第四期《文史知识》,刊载有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所著《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文章指出,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编号为『斯坦因0610』(S.0610)的经卷背面(据敦煌文献目录,其背面文字实际编号为S.0610V),有一段文字为晚唐以前的『春联』,可以认定是『我国最早的楹联』,当然也是最早的春联。

至少自晚清以来,谁是『我国最早的楹联』就存在争论,而楹联界相对认可度最高的,是记载于《宋史》等处的蜀后主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此联创作于公元九六零年,而据谭文考证,『敦煌春联』应比孟昶『新年、嘉节』联早两百年左右。倘若如此,『敦煌春联』的发现意义便十分重大,必然要改写中国楹联史。但笔者近年来梳理有关资料,并亲自查证S.0610V 卷影印件后,不禁对谭文就『敦煌春联』的文体判断、历史定位产生质疑。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斯坦因0610V』卷,正文为誊抄的《启颜录》文字(编号S.0610),谭文所谓『敦煌春联』,记载于该卷背面。一九九一年第四期《文史知识》杂志第四十九页刊载谭文时,就所谓『敦煌春联』所录文字及排版格式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囗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囗(殄)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囗(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囗囗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囗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在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谭文时,笔者就有个疑惑,原件会不会也像谭文所录那样,如『楹联式』的两句一行排列?后来,笔者找到发表谭文的《文史知识》原刊,发现原刊封三,刊登有S.0610V 那段文字,再后来,笔者又从别处复制到S.0610V 卷影印件,两相对比,印证是同一出处。不过,经卷上的原文明显不是两句一行排列,而是『岁日』(即正月岁旦之日)开头后,一小段连在一起;『立春日』开头后又一段较长的文字连在一起。标点,当然是今人所加。

笔者之所以注重这个细节,一是考虑到,原件如果也是两句一行抄写,那判定其是楹联文体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二是有所疑惑,谭蝉雪研究员为了证明S.0610V 卷文字是『楹联』,会不会有意用『两句一行』的排列方式来引导读者?后来,笔者又发现一则资料,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疑惑。殊不知,早在此前的一九九零年四月出版的一九九零年第一期《敦煌研究》杂志上,谭蝉雪研究员在题为《敦煌岁时掇琐—— 正月》一文中,就已用一页多的篇幅(P 四十三— 四十四),就S.0610V卷予以介绍。后来,其刊于《文史知识》一文,正是脱胎于此。在《正月》一文中,她对S.0610V 卷的内容及排版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又三阳囗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五福除三祸,万古囗(殄)百殃;宝鸡能僻恶,瑞燕解呈祥;立春囗(著)户上,富贵子孙昌。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囗囗故往,逐吉新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囗僻恶,燕复宜财;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笔者认为这样的排版方式,与S.0610V 卷影印件所见文字格式基本一致。按照原文格式分段,尽量保持原貌,这也是文献点校的基本原则。但有意思的是,谭蝉雪研究员第一次公布S.0610V卷内容时,能够保持原文分段格式,但第二次以《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公布时,为何要像楹联那样『两行一句』分段?还在文中提到『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的话,直接就给S.0610V 卷文字限定了的『格式』,这难免让人有所质疑。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点校分段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对文字体裁的判定造成较大影响。

谭蝉雪研究员认为,确定S.0610V 卷文字为楹联的依据有三,一是时间上的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书写楹联的时候。二是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如『三阳始布,四序初开』,名词、副词与动词各各相当,大多数联句为工对。三是敦煌联句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吾傥康哉!』偶句而写于门之左右者,她认为『当为楹联无疑。』我们不妨将这三点依据依次推敲。首先是第一点,关于时间,亦如谭文所提的那样,我国至少自汉代就有悬挂桃符祈福文字的习俗,『岁日』『立春日』书写这些祈福文字的习俗很广泛,亦如春联的产生,也是离不开这个渊源,从时间上讲,倒也符合。类似符合的,还有第三点依据『书门左右』,无论是桃符祈福文字,还是春联,这都是一个共性特点。因此,第一点和第三点依据看似重要,其实都是多种新春祈福文字的交集,并不能作为其是『春联』最主要的判定依据。而最重要的依据,是谭文提到第二点,关于『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的论述。阅读谭文发现,她是从这些文字两两之间相互对仗出发,进而得出其是楹联的观点。这是利用了民众看到对仗文体首先想到会是对联的惯性思维,但实际上由S.0610V 卷文字两句对仗得出其是对联的结论,显然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一篇文章,或者一段文字,其中两句之间相互对仗很常见,不一定每两句就是一副对联,也不一定这段文字是若干副对联连在一起。从文体及格式来看,这种连在一起写的对仗文字,更有可能是一首诗,或者一篇辞赋。谭文先是用两句一行的分段方式先入为主,又用局部的工对引导读者认为每两个对仗的句子就是一副对联,渐而得出她所期待的『重大发现』,其实论证并不严谨。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谈到的『分段格式』问题。

文章来源:《文史哲》 网址: http://www.wszqk.cn/qikandaodu/2021/0303/4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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