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敦煌春联系我国最早楹联之考辨(2)

作为民俗研究专家的谭蝉雪研究员应该清楚，我国民俗文学体例丰富，在『岁日』、『立春日』之际，可以『书门左右』的远不止春联这般简单。流传较广的，至少还有春词、春帖、春胜等文字。这些文字都脱胎于桃符祈福文字。这一点，谭蝉雪研究员在《文史知识》一文第一点论据中也有所谈及，而且有趣的是，她在第一篇发表于《敦煌研究》的文章中其实并没有肯定说这些文字是楹联，她当时定义这些文字是『桃符题辞』，并说『敦煌桃符题辞应是民间长期流传、晚唐前辑录的我国古老的桃符题辞，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桃符题辞。』将其归结为桃符祈福文字之类，并也只是说这些『桃符题辞』是『楹联之始』，即楹联发端之雏形。只是不知为何一年后再发表文章，就肯定的说这些文字是『楹联』了。

再《文史知识》一文中，她为了让这些『桃符题辞』变成『楹联』，有意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S.0610V 卷的这些文字，不仅每两句对仗（其实部分句子还不对仗），而且存在着作为诗赋文体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押韵。如『岁日』那一段文字，句脚『开、长、祥、疆』，『立春日』那一段文字，特征更明显，五言句那一部分，句脚是『阳、殃、祥、昌』，又接着四言句那一部分，句脚是『开、来、灾、财、埋、哉』，难道谭蝉雪研究员就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显然，这两段文字，是按照某种规律整齐创作的，并不是像楹联那样两句一副，每两句分别存在，互不关联。而即便古代敦煌撰文者或抄经者将这若干副『楹联』没有两句一行的分段，而是连在一起书写，也不至于让他们每副之间再互相押韵。因此，我们将谭文有意避开的两点特征：一是连在一起书写、二是整段押韵，放在一起考量，这些文字是春帖等诗赋文体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楹联学者陆震纶先生在其著《最佳楹联结构》中也持与笔者相同的观点，他指出，S.0610V卷文字『是押韵的四言诗或五言诗。类似宋代的﹁春帖子﹂，其对仗句尚未成为独立文本，似难定为对联。』陆先生在这里将S.0610V 卷文字归类为『春帖』，但春帖主要是适用于立春日前后，主要是用于迎春所用；而S.0610V 卷还明显提到了『岁日』，即正月春节，有类同于春联除旧迎新的作用。因此，将其定义为『春帖』也并不准确。笔者则更倾向于谭蝉雪研究员在《敦煌研究》杂志首次公布S.0610V卷文字时，将其定义为『桃符题辞』。

如谭婵雪研究员所指，春联、春帖都是和上古时期就已流传的春节前后悬挂桃符的习俗不无关系。文献记载，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在年初祈福禳灾之时，就已将传说中能辟鬼邪的『神荼』『郁垒』的形象刻画于桃木板上，悬之门楹，形成了『桃符』雏形。秦汉前后，桃符广为流行，当时著作《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论衡》等皆有描述，并不忘强调其『刺鬼』『御凶』的禳灾功用。此后历代典籍，『桃符』也皆有涉及。而宋元以降，许多场合又将桃符与春联混为一谈。却只是强调了春联与桃符共有的祈福禳灾功能，而未说明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及演变、区别。于是，我们结合古代文学发展脉络，大体推测出这样的一个春联诞生的『路线图』：先民们认可桃符祈福禳灾的功用后，逢年过节，桃符便频频登场，起初是刻画二神图像，可毕竟有美术功底的人不多，后来为简便起见，就索性只写有『神荼』『郁垒』的姓名；再后来，年年只写这四字，又觉单调，便有机灵人思索着写两句吉祥话。于是至少在唐代，我们从S.0610V 卷上见到了『立春之日，书门左右』的吉祥话。这样简单的梳理，其实已走过上千年的历程。在这上千年里，从『桃符』开始，也衍生出了许多在春节用于粘贴悬挂的祈福用品。结合桃符属性，可将其分为『桃』『画』『文』三个类别。一是『桃』，桃符因桃木而制，桃木自然就具有辟邪功用，自古也就有了于门窗之上，悬挂桃符、桃人、桃弓、桃剑、桃印等习俗；二是『画』，即画门神，由神荼、郁垒画到了秦琼、尉迟恭，以及绚丽多彩的年画、春胜；三是『文』，由只写二神姓名，演变为写祈福文字，再后来详细分为春联、春词、春帖多种文体。如宋人《岁时广纪》记载：『桃符…… 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此时，『桃』『画』『文』三个属性都被发挥并加以利用。在没有完全肯定S.0610V 卷文体时，将其称为『桃符题辞』应该是相对客观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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