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存真图通文史美术史论自立他山鉴定与中国(4)

来源:文史哲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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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上述文献的辨析对勘可知,王穉登写于1605年、马氏去世不久的《马姬传》,是对马守真其人其事的最早且可靠的记载,王穉登是以第一人称“余”来记

对上述文献的辨析对勘可知,王穉登写于1605年、马氏去世不久的《马姬传》,是对马守真其人其事的最早且可靠的记载,王穉登是以第一人称“余”来记述马氏身世才情及两人间的交往,此传1612年被潘之恒辑录于《亘史》卷十八“外纪?艳部”,明天启间刻本。

传中确切地记载了马氏的姓名字号:“马氏同母姊妹四人,姬齿居四,故呼四娘,小字玄儿,列行曰守真,又字月娇,以善画兰,号湘兰子。”传中还记载了马氏的年龄,即甲辰(1604)秋日马氏买楼船载婵娟从南京到吴门王氏客飞絮园,为王氏祝70寿时,马姬57岁,归未几便病故。如果按公元纪年,马守真的生卒年是1548-1604年。也就是说,王穉登《马姬传》中对马氏生卒、姓名字号等传略的记载,在历史文献谱系中是最早的、最可靠的、原真性记述,是应予以采信的。

图一九 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〇 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局部) 绢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以此对勘上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的马守真词条,显然“一作守贞”“又号月娇”有讹误。晚明清初其他人对马氏的片段记述基本源于王氏写作。而纵观马氏其人和其作品的两个历史文献查检表,分析发现类似“守贞”的讹误多出现在清乾隆及以后时期的马守真画作著录的题名或印章中。

归而言之,基于对马守真其人其作品的历史文献谱系的查检对勘,通过对其人生平传略记述(如生卒年、“守真”非“守贞”)的原真性追溯和采信,再从真伪鉴定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被旧藏家视为马守真的画作,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的伪作。1.通过马守真的生卒年(1548-1604)便可判为伪作的作品,包括金瑗记录的《女史马湘兰竹石积赏》《马守真兰竹》,张大镛记载的《马湘兰兰竹》。2.伪款印“马守贞”在清乾隆时及以后藏品上的使用,其中有《石渠宝笈》记载的《明马守贞画兰一卷》,陆时化记载的《明妓马守贞白描大士轴》《明马守贞水墨梅兰册》,葛嗣浵记载的《明马守贞飞白竹轴》,杜瑞联记载的《马湘兰白描兰花卷》(图二一)。

同样,类似的伪作也存在于现存作品中,如故宫博物院藏《兰竹图轴》,题款:“甲寅七月既望写于桃叶渡舟中 湘兰马守真”,甲寅当为1554年,马氏7岁,显然是伪作。再如故宫藏《马守贞竹石扇面》,题款:“天启癸亥夏五月……湘兰马守贞”;辽宁省博物馆藏《花卉图册》(图二二),其中一页的款识为“天启甲子秋日 湘兰女史马守真”。我们知道,天启癸亥是1623年,天启甲子是1624年,此时马氏已去世20年,故系伪作。

图二一 马守真 画兰卷(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二 马守真 花卉图册(伪) 辽宁省博物馆藏

美术史研究应回归到本体研究

书法和绘画是古代人们经常使用和创作的,留存量非常大,书画鉴定是鉴定中最常见的鉴定类别。书画鉴定的研究开展较早,体系较为成熟,其经验是其他鉴定门类可资借鉴的。此次研讨会以书画鉴定为中心议题,旨在借鉴书画鉴定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宗教画的鉴定属于书画鉴定的范围,传世书画的鉴定理论和方法完全适用于此。

另外,我们必须明确,书画史和宗教美术史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其他学科对图像研究的关注,大多数集中在对宗教画、石窟造像和壁画、寺观造像和壁画等宗教美术作品上。这些研究美术史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和书画史一样。无论是传世书画还是宗教美术史(宗教图像)的研究,同样有本末问题,有基础研究和本体研究,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学界的目光集中在宗教美术研究的本体研究上。目前,许多研究舍本追末,在尚未清楚神祇定名、题材的性质、壁画本身和临摹复制品的区别,就把这些图像当作史料用于研究中,去证明自己的结论,这样会犯使用材料的错误。有的学者使用错误的学术史,对错误的学术史不加辨别,发表自己的议论,把研究建立在错误的学术上,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有的在基础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或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等角度去看问题。虽然使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无可责备,但在基础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使用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属于舍本逐末,美术史研究中过度阐释的问题也会凸显。薛永年先生在《美术史的自立与他山》一文中指出,“我不赞成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当下的美术史论研究中的问题。艺术史论研究,既有跨文化的一面,又有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色的一面。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他者眼光,虽对我们有启发,但不能代替我们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被动效仿搬来的鞋子,未必适合自己的脚。”“对此,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觉,并且以卓然自立的精神在美术理论的建设中发挥他山之石的积极作用而避免外国专家也不欣赏的盲目追随。”[2]这是我们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应该持有的态度,也是宗教美术史研究中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文章来源:《文史哲》 网址: http://www.wszqk.cn/qikandaodu/2021/0303/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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